广信探源—揭开赵佗苍梧国与西汉苍梧郡前后相承之秘

广信探源—揭开赵佗苍梧国与西汉苍梧郡前后相承之秘

作者：何广怀 谭建生 董伟林

广州、广东及广西之名，如今越来越多人知道源于西汉广信县；广信之名则浓缩了汉武帝平南越国后的政策宣示：“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迄今尚鲜有人谈及的是，汉武帝的广布恩信之语，实带独特的时代背景，与南越国开国之主赵佗在封水（今贺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分封苍梧国有紧密的历史联系。

按常理，南越国割据岭南近百年之久，其旧都城所在的番禺县，才算当时粤地的重心，要体现汉武帝的旨意，番禺县更适合改称广信县；汉武帝却偏偏将广信县置于横跨封水的及漓水（今桂江）注入西江之地何广怀 谭建生 董伟林念很有启发。许诗的薰弦，即先秦已公认由舜帝所作的南风歌，歌里唱出的解愠阜财主题，当是赵佗和汉武帝都十分熟知的内容。赵佗将舜帝崩于苍梧之野的典故引入岭南，分封苍梧国，寄寓了他要在暴秦覆灭后效法舜帝、施行仁政的政治抱负。这就刺激了汉武帝要在苍梧郡郡治作出广布恩信的政策宣示。可以说，广信不仅是个古地名，其思想源头还含有执政者要为百姓解愠阜财的古代愿景，是中原最先传入岭南的儒家理念之一。

南越国的苍梧国王城和西汉苍梧郡广信县县治，亦一脉相承，均设于封水汇入西江处，古称封口，即今封开县县城江口镇。西汉岭南各郡之间原先并无统辖关系，随着监察岭南诸郡的交趾部刺史治所由最初的交趾郡改设于苍梧郡广信县，封口才“意外”取代南越国番禺旧都而成为岭南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由此发源衍生出后世所说的广信文化或广府文化。这种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实际也大大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岭南的生根与发展。

封口的古称，比广信更早出，赫然见于唐以前古籍，还与赵佗时代西汉吴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标在南越国境内的“封中”两字构成互证。清末民初学者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已指出晋书陶侃传里的封口即《水经注》所解说的“封溪水口”。本文初步考查了封口到江口的地名演变历程，以利增进今人对两汉到唐末岭南古史的认识。

全文共有八章，分别为：分封苍梧国是赵佗经营岭南的重要举措；广布恩信之语堪称汉武帝的南风歌；下濑将军入粤首攻苍梧王城；苍梧王城和西汉广信县治古称封口；今梧州之地建城始于南朝梁的天监年间；步骘入封口杀吴巨岭南归东吴；陶侃在封口用霹雳车退敌；明末封川县志记两汉广信故城在江口。文中所引古籍材料的出处，俱写入文中，不再单独列注。

一、分封苍梧国是赵佗经营岭南的重要举措

秦末群雄四起、逐鹿中原的大动乱之际，赵佗绝五岭关道而自守，建立了南越国，既沿秦习推行郡县制，同时也分封诸侯王，其中见于史书记载又最具实力的即是苍梧国。

史记南越传和汉书两粤传，均有一处写到苍梧、三处提及苍梧王；这些文字极具历史价值，综合起来研判，其实透露了秦末汉初岭南一段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却又朦胧不彰的重大史实，这就是赵佗曾在南越国的南海郡和桂林郡之间，划出大块地方创设苍梧国，控制封水、漓水流域及两水在西江的出口。

按《淮南子》所载，统一岭南的五路秦军中，有两路以潇湘为前哨阵地：一军发九疑之塞，此路实即溯潇水而南行，再转封水入粤，今人称此路线为潇贺古道；一军塞镡城之岭，此路不少学者认为是经越城岭（今属桂林兴安县），利用湘水和漓水通道入岭南。赵佗身为当年入粤秦军的将领之一，自然深知这两个方向是岭南防务的要冲之处，故在封水和漓水这两大西江支流的流域范围内分封苍梧国，着力经营，加强关防，以遏制汉军从潇水和湘水进犯南越国。可以说，苍梧国的设置与开发，构筑了南越国在西江方向的安全屏障，实与北江方向横浦关、阳山关和湟谿关三大关隘的强化建设有同等的战略意义，皆是赵佗得以割据及经营岭南的基本防御条件。

封水流域古代通航能力极佳，又兼气候宜人，肥沃的河谷地带适合农耕，村落和邑聚远在先秦时期已呈星罗棋布之势，当代考古发现，封开县杏花镇广信河沿岸、南丰镇利羊墩及贺州桂岭镇等处都曾出土过大量战国时代的墓葬和文物。赵佗充分利用这种自然优势，使苍梧国的开发颇见成效，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比南越国的其他郡县更为强劲；即使赵佗死后，苍梧王在南越国体制内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仍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此，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都作了生动的描述：

一是南越国宰相吕嘉权倾朝野，在赵佗死后的近三十多年里，先后辅助过文王赵眛、明王赵婴齐和哀王赵兴，其宗族有七十余人为南越国的大官，吕家的男丁和女子皆与南越国王室结亲。即便如此，吕嘉还要与苍梧王结成姻亲关系，颇见苍梧王平日生活里的显赫权势。

二是吕嘉发动叛乱，同其弟带领士兵攻杀南越王赵兴和其母樛太后，并处死西汉派来的使者，随后即派人先向苍梧王通报消息，再报其他郡县的地方官。吕嘉在生死关头的这一举动，很明显是要首先争取苍梧王的理解和支持，借助此姻亲所掌握的强大军事力量。

三是楼船将军杨仆和伏波将军路德博统领的两支汉军汇合北江，取水路率先攻破番禺都城后，南越国土崩瓦解，境内三大战略要地的头目纷向汉军投降，苍梧王赵光列于降官的最前面，其后分别是揭阳县县令史定、桂林郡郡监居翁。这样的描写顺序，表明司马迁十分重视苍梧国的动向，认为苍梧王的投降有助于当地的军队和民众归顺汉廷，促成岭南局势的平稳过渡。

司马迁仅以一篇传记反映南越国近百年的始末，聚焦于南越国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甚少笔墨细写南越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制度运作；班固的《汉书》成书晚于《史记》二百年，其中的南粤传大体上同于司马迁的“南越列传”，南越国史料的增补也不多。所以，古今史记和汉书的注家对苍梧国的由来亦多不甚了解，早期注家仅见三国曹魏时期的孟康和西晋学者晋灼简单猜过苍梧王赵光称秦王的原因，后世学者如曾任晚清内阁学士的周寿昌据此而发挥道：“（赵）光自据苍梧地，称秦王”，见当代学者韩兆琦《史记笺证》的转引。这等于说未经赵佗及南越国王室的允许，一个有强大军力的独立王国就自发出现在战略要冲地域，北连西汉长沙国的西南境（后为零陵郡），南沿西江可击番禺，时刻威胁南越国的安全。此说有违常识，并无史实为据。

赵佗对苍梧国的重视及用心经营，可在后世文献找到不少蛛丝马迹。例如，封水上源之一的桂岭水（汉时所称的贺水原本仅限于这一段）有越王渡的传说，实际反映了赵佗曾在苍梧国东北端的桂岭（萌渚岭）巡视关防的史实。贺水越王渡传说的所在之地，两汉以后曾属荆州，故最先见于南朝宋史家盛弘之撰写的《荆州记》，随后《水经注》、《述异记》、《初学记》和《太平御览》等典籍也纷纷转引，其中，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一转述尤详，谓越王渡乃是桂岭县（县治在今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南二十七里贺水边的一块长一丈余的石头，“石上有石栉、石履，俗云昔越王渡水脱履堕栉于此。”

与越王渡相呼应，湘漓方向上则有越城。《水经注》卷三十八标出了越城的具体位置：“（沩）水出西北邵陵县界，而东南流至零陵县西，南径越城西”。此沩水，即今漓江上源支流大溶江。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六亦谓：“故越城，在县（唐全义县、今兴安县）西南五十里。汉高后时遣周灶击南越，赵佗踞险为城，灶不能逾岭，即此也。”这些材料表明，赵佗曾在今桂林市兴安县大榕江的西岸构筑越城，以作苍梧国的西北前哨。由此而演变出越城峤、越城岭等地名，其实正是赵佗经营苍梧国留下的历史印记。

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引洪迈《夷坚志》的说法，赵佗曾与西汉名臣陆贾一同泛舟至西江边的锦石山；此山又叫濯锦山（今称华表石），当时应属苍梧国管辖，西汉苍梧郡建立后则为广信县东端之地，唐宋时属封川县；所以，北宋嘉祐三年（1058）到封州任知州的田开曾吟道：“名山称濯锦、胜境说灵洲”，把濯锦山称为本地的名胜之一，见他的五律组诗《临封十咏》其九的颔联。北宋末年封州知州方维亦有《濯锦醇酤》的七律之作，盛赞当时濯锦山一带出产佳酿。古人还在锦石山建有陆大夫庙，明末封川知县方尚祖写过两首登山谒庙的七律，其一的颔联写道：当年捭阖交魋结，此日崇冈披锦光；意谓陆贾成功说服赵佗向汉廷称臣后曾在锦石山流连。魋结，本来是史记对赵佗头发式样的描述，此指赵佗。

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三锦石山条更说陆贾两次出使南越国见赵佗，皆取道桂岭入粤。这表明，控制着潇贺古道西江出口的苍梧国，不仅是赵佗屡去巡视之处，亦是西汉使节入岭南赴番禺的常走通道。

从吴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看，汉初潇水流域的置县已非常密集，计有营浦、泠道、南平、龁道和舂陵等县，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其南面苍梧国封水流域的设县情况，在赵佗着力扶持下，应也不遑多让，因为这两水的联系在先秦时代就已十分密切，相通的古道甚多。陆贾选择潇水转封水的线路入粤，亦透露沿途县治密集，旅行上的食宿接待及安全保卫等条件皆较好。

赵佗经营苍梧国的战略意图和成效，对汉武帝收复岭南后设县设郡皆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苍梧郡其实正是在南越国苍梧王辖地原有的雄厚基础上组建的，全郡十县，比南海郡还多出四县，五个半县集中于封水流域，其中，广信县东境控封水入西江之地，西境管辖漓水入西江之地，充分利用了赵佗留下的遗产。秦时南海郡西部仅有四会县，桂林郡东部设县更稀，但西汉苍梧郡刚一建立，南海郡四会县仍在，其西境却突然密集地设置了广信、高要、端溪、封阳和临贺五个县，这些地方的人口和县治设施并非凭空而来，最合理的解释是赵佗确实很关注苍梧国的经营，下过苦功，且经长达近百年的发展，方有此基础。所以，赵佗初封的苍梧王，很可能另有其人，而向汉军投降的赵光，仅是最后的苍梧王。

赵佗在粤东初设的揭阳县，及在今越南中北部地区设置的交趾郡和九真郡，皆见西汉沿用。这些史实皆表明，赵佗对岭南的地方治理举措，有不少获汉武帝采纳。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谈到《南越列传》之旨时说，“（赵）佗能集杨越以葆南藩”，对赵佗和辑百越、促进岭南民生发展的历史贡献作了很公允的评价。苍梧国的崛起，也是赵佗治粤有方的史证，为西汉苍梧郡一跃而成岭南首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广布恩信之语堪称汉武帝的南风歌

岭南地区历史上原本并无苍梧的地名，赵佗把处于战略要冲之地的诸侯国命名为苍梧国，乃因封水流域上游的地理位置接近潇水流域舜陵所在的苍梧之野，正好借此名表达他要在暴秦灭亡后效法舜帝施行仁政、造福民众的政治抱负。

赵佗萌生此念，是时代精神和历史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强盛之秦因何暴亡？是汉初社会很关切的大问题。秦末即开始追随汉军打天下的著名策士陆贾，在汉高祖刘邦取胜后，就曾当面警告劝说刘邦，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番话融汇古今，说理甚畅，让刘邦十分信服。颇受汉文帝器重的贾谊，也在他的传世名作《过秦论》指出秦亡于仁义不施，深刻反映了汉初朝野的共识。所以，汉高祖刘邦施政很强调与民休养生息，后面两帝继续执行，催生了史上传为佳话的文景之治。

另一方面，苍梧、九疑等词语，在古人眼里不单是地理名词，自先秦以来已成为仁政的理念符号、贤帝的文学象征；谈起这些字眼，古人常会联想到舜帝及相传是他作的南风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把岭南收入版图、完成统一大业后，在公元前209年11月东巡途中行至云梦（今湖北江陵一带）时，曾“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汉初吴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上，就画出了九疑山舜庙的形象，九条大石柱并排，气势非凡；此图正是赵佗时代的实物，可证当时人们对舜帝的推崇。司马迁记年轻时漫游刘氏长沙国一带山水，留下“窥九疑，浮沅湘”之语，表达了他虽未能亲赴九疑山祭拜舜庙而内心向往的仰慕之情。司马迁的笔意，明显化自屈原名作《离骚》写到舜帝之句“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重华即舜帝。近年还有考古文物显示，战国末期的楚国、扫平六国后的秦始皇，皆曾设过苍梧郡，但其管辖范围都不越过五岭。

赵佗文武皆通，深受时代气氛的熏陶，素怀远大之志，策略手段又非常灵活，其形象尤生动见于公元前196年他首次与陆贾深谈的对话里；他先问陆贾：“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再问：“我孰与皇帝贤？”随后更大笑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赵佗自我定位极高，并不把萧何、曹参、韩信这几个汉家大功臣放在眼里，甚至还认为自己若参加中原逐鹿，未必输给刘邦；若治理中原，自己亦能行仁政。

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赵佗见第二次入粤的陆贾，答应汉廷的要求，废除自封的“南越武帝”称号，在给汉文帝的回信开头，还很适时且幽默地自贬为“蛮夷大长老”。赵佗称帝始于汉高后5年（前183），因汉廷断绝铁器流入南越国而引发双方关系紧张，边境地带更爆发了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看到陆贾带来的汉文帝诏书有不少积极主动的亲善举措，包括修复赵佗在河北故乡的祖墓等，赵佗立即抓住了改善双方关系的良机。从史记陆贾传和南越传记载的这些史实看，赵佗颇善拿捏政治雄心与现实力量之间的分寸，十分注意搞好与汉廷的关系，避免岭南陷入战火，确有行仁政之风。

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风；晚唐诗人许浑凭吊广州赵佗遗迹后所写的七律《登尉佗楼》如此收尾赞叹，意谓岭南民众原先或许不知道舜帝，但因赵佗的到来，也能长久沐浴如舜帝一般的仁政南风；诗句以舜帝和南风歌（薰弦）作比拟，称许赵佗把中原先进文化传入岭南、保一方平安的历史功勋。许浑此联，对今人理解赵佗设苍梧国背后的政治理念，也是很有帮助的。

比较一下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就看出许浑对赵佗的赞美，已到了贤明帝王的最高级别。李商隐痛惜唐文宗英年早逝，老百姓失去了一位好皇帝，在其《咏史》之作的尾联长叹：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也用了行仁政的舜帝唱南风歌及崩于苍梧之野的典故。

诗史上非常著名的《南风歌》是这样写的：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用词浅白，诗意优美：柔和清爽的南风可驱散民众的愁苦，来得及时的南风可增加百姓的财富。先秦儒家典籍多谓舜帝曾作南风歌。例如《孔子家语》即说：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

《史记乐书》对南风歌的主旨作了更详细的解说：“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这段话，据今人考证，引自先秦儒家典籍《礼记.乐记》的《奏乐章》佚文。

可见，自先秦以来，崩于苍梧之野的舜帝就象征着古贤帝的典范，阜财解愠的南风歌唱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天下太平的理想境界；南风由此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常用意象，从文人骚客到各级官员都惯以南风称颂帝王对民众的关切之情和煦育之功。东吴孙权称帝时，曾入封口做过交州刺史的步骘，上书劝孙权效法舜帝”诚揽英雄拔俊任贤“也说：“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不下堂庙而天下治也”；语见三国志步骘传。

唐人较早写本朝地理志的梁载言，在他的《十道志》讲到西汉苍梧郡的由来时说，“《礼记》曰：舜葬苍梧之野”。他已看出苍梧之名入岭南，源于舜帝的历史传说，但他未料到西汉苍梧郡乃转承赵佗苍梧国而来。

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执政第六年、即元光元年（前134）五月颁布的求贤良诏书里，就有“上参尧舜“之语；平南越国几年后的元封五年冬（前106），汉武帝行南巡狩，到达南郡（郡治即今江陵）一带地方时曾“望祀虞舜于九疑。”这条记载也用于《资治通鉴》汉纪十三，以注《通鉴》著名的宋末元初学者胡三省对此解释说：九疑山亦名苍梧山。汉武帝既用南越国分封的苍梧国地盘，来设置西汉苍梧郡，自然十分熟悉苍梧这个政治符号的含义，了解赵佗的理念，才特意把苍梧郡治所在之县，名为广信县，以区分这个新的苍梧郡并非旧的苍梧国。所以，“初开南粤、宜广布恩信”之语，实际也堪称汉武帝“法先圣”的南风歌。

尽管历来都有评论说古籍所见到的南风歌，实是他人假托舜帝之名而作，却不妨碍此歌对岭南汉初的政区设置产生了真实的巨大影响。若没有舜帝崩于苍梧之野和舜帝作南风歌的历史传说，赵佗苍梧国及西汉苍梧郡绝不会前后相承地在岭南出现，亦断无广信之名，今日广州、广东及广西之地，定会另见其他叫法了。

三、下濑将军入粤首攻苍梧王城

赵佗把苍梧国的王城置于何处？史记和汉书写五路汉军分头入岭南合击南越国都城番禺的路线时讲到的苍梧，实际已给出明确的答案：第四路下濑将军出零陵郡，走潇水入封水而“抵苍梧”，所指正是封水与西江交汇处的苍梧王城，即今封开县县城江口镇；第三路同出零陵郡的戈船将军，则经湘水而“下漓水”，有力证明当时的苍梧王城并不在漓水入西江之处，即今梧州市万秀区。

史记南越传这段记载如下：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西汉桂阳郡桂阳县，即今广东连州），下汇水（又作湟水，今连江，亦称小北江。）；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西汉豫章郡接壤南越国处，即今江西大余县），下横浦（今南雄小梅关）；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即从贵州的西江上游，顺流而下。）；咸会番禺（南越国国都，核心在今广州市中山五路和北京路交汇处一带。）。

史记此段原文多年来有下厉将军的误印，史记《东越列传》称之为下濑将军，汉书两粤传即据此改为下濑将军，所以，如今实不必重复这个班固早已纠正的错误。

五路汉军里，有三路每路皆用两个地标来展现入粤的行军路线，含义清楚，向来争议不大。下濑和戈船两将军的入粤路线写法则较独特，仅用了三个地标，这是因为他们皆从零陵出发，其身世背景亦相似，都是最先归顺汉廷的南越国人，均受封为归义侯，所带的队伍同称越侯兵。他们的事迹还见于史记东越列传。明代郭棐《粤大记》说：下濑将军，名叫田甲，性情苛急；戈船将军，名叫郑严，善于带兵。

要读懂下濑和戈船两将军的进军路线，搞清句中的零陵和苍梧的具体含义，至关重要。这两个地名可谓同源，均见于《史记·五帝本纪》记述舜帝事迹的历史传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的本义，是指九疑山的舜陵。秦时始取此名置零陵县，西汉沿用，其县治据说在湘水边上，即今广西全州县。但两将军“出零陵”的零陵，并非零陵县，而是当时已出现的零陵郡，尤特指两将军皆路过零陵郡的潇湘汇合处，时为县级泉陵侯国，即今永州零陵区。此地自古为交通大枢纽，其繁忙景象在唐代著名诗人卢纶《送从叔牧永州》的诗作里有生动的形容：浪里争迎三蜀货，月中喧泊九江船。　　

汉书地理志谓元鼎六年（前113）始置零陵郡，《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条也说元鼎六年零陵郡始从桂阳郡分出而单置，皆明显有误。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吴氏长沙国因无嗣而废除，汉廷即设零陵郡，接管了原属吴氏长沙国西南部潇湘流域一带的政区，内有零陵、营浦诸县。零陵郡的南面正对南越国苍梧国。

汉景帝前元一年（前156）复置的刘氏长沙国，疆域比以前大减。按东汉学者应邵《汉书集解》的记载，景帝后元二年（前142），长沙定王刘发到京师向父皇祝寿时，趁机哭诉“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汉景帝听后，曾许诺把零陵、桂阳、武陵三郡归还长沙国。但这个表态，仅是安慰之语，断无实施的可能。汉景帝平定因削藩而引发的“七国之乱”后，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刘氏诸侯国的封地均大规模削减，大多仅领一郡之地。

司马迁在同段文字的写法，也可证实此处的零陵，应为零陵郡。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是指桂阳郡，不过郡内恰好又有桂阳县（今广东连州）而已；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实指豫章郡靠近南越国的南野县（今江西大余县），但仅用郡名。所以，句中的零陵，当如桂阳和豫章，都作郡名解。当时西汉这三个郡皆与南越国接境，司马迁如此落笔，颇能反映汉军由五岭各大要冲攻入岭南的态势。

汉军入粤平定南越国宰相吕嘉叛乱的次年，西汉才首次在岭南设立苍梧郡；所以，戈船和下濑两将军此时要去之地，不能理解为后来出现的苍梧郡或苍梧县，而是指赵佗分封的苍梧国，他们两支队伍分头前往的首个重要目标，其实皆在西江边，且两地相隔仅二十多公里，而其中又分“下漓水”和“抵苍梧”两个方向，则知当时苍梧国的重心在封水流域，苍梧王城正处于封水汇入西江之处的封口，故用“苍梧”两字强调下濑将军的行军路线不同于戈船将军。司马迁句中的写法，有省略和跳跃，戈船将军的路线描写，省去了“下漓水”前的湘水，同样，下濑将军“抵苍梧”前的潇水也未提及。

综上所述，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虽皆以零陵郡的潇湘汇合处为出发基地，但此后他们的行军路线截然不同：戈船将军的部队，沿湘水而西行，经灵渠，转漓水再入西江（即今梧州）；下濑将军的队伍，则溯潇水而南下，入封水，直扑封水与西江汇合处的苍梧王城。这就是“抵苍梧”之意，下濑将军走的线路，其实正同“出九疑之塞”这一支秦军的入粤线路。这条今人所说的潇贺古道，南宋周去非的地理名著《岭外代答》用宋代的讲法，称之为“自道入广西之贺”，即由道州的潇水，转入时属广南西路贺州的贺水。

下濑将军等三路汉军入岭南后按计划要沿西江进发，但他们尚未赶到南越国都城番禺，从北江南下的楼船与伏波两将军就已先在平乱战事中取胜。史记说苍梧王赵光“闻汉兵至，自定属汉，”表明赵光是自动向下濑将军的部队投降，未经激战就解除了苍梧王城的防御军力，故获汉廷册封为随桃侯。

东汉班固汉书两粵传描写下濑和戈船两将军入粤路线的文字，大体袭自司马迁，但他在汉书武帝纪里，把司马迁的一句改为两句：“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

班固这番改动有得有失；去掉司马迁原句的两个“或”字，下濑将军单独成一句，突出了他的队伍到苍梧王城，有完全不同于戈船将军的行军路线，是符合原意的；但把零陵完全划分到戈船将军一句，切断了零陵与下濑将军的联系，则使下濑将军失去了前进基地，读者就看不懂下濑将军是从何处入潇水而下苍梧的，其失亦存。

《史记》古今诸多注家受唐代开元年间学者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影响，将句中的零陵，误作当时郡治所在的零陵县，使得句意完全读不通；若此句的零陵在今广西全州之地，下濑将军也沿湘水西行，则两将军是同一路，司马迁句中又何须用两个“或”字？

唐末封州人莫休符曾任融州刺史等职，很熟悉桂林的历史掌故。他写于光化二年（899）的《桂林风土记》，谈到走湘水经灵渠下漓水的汉军，仅提起戈船将军，并没有涉及下濑将军，可谓独具慧眼。

当代历史地理名家谭其骧主编的权威专著《中国历史地图册》，在晚至南朝齐的广州（此时岭南地区尚由广州和交州组成）地图上，才首次把整条贺江标为封溪水，明显忽略了封水在秦汉时期的重要作用；第二册第11-12页秦朝淮汉以南诸郡的地图上，标出了漓水，还在潇水流域标出了九疑之塞，但封水既不见图形也不标出水名，未能准确反映秦军经九疑之塞入岭南的历史；地图册从西汉至东晋的五幅岭南历史地图上，均标出了漓水，对封水则仅画出形状，但不标水名，更无封口这个古地名，其中，第二册第35-36页西汉交趾刺史部地图、第三册第30-31页三国吴交州地图、第四册第5-6页东晋全图，尤为值得关注，这个时期的封水和封口实际已屡屡出现在史记南越传、汉书两粤传、三国志步骘传和晋书陶侃传等史书上，不了解封水和封口的历史地位，就很难搞清岭南这段长达几百年的古史真相。

四、南越国苍梧王城和西汉广信县治古称封口

与县名的取名路径不同，西汉广信县治所在之地，却以封水命名，古称封口；证据见于《水经注》卷三十六介绍封水在广信县境入西江之语：

“（封溪水）又西南流入广信县，南流注于郁水（西江），谓之封溪水口者也。”

可见当时早已有封口这个古地名，且地位重要，尾句才特别对封口的取名缘由详加解释：所谓封口，即封溪水口之意。

以原先仅万余字的《水经》为纲、自成巨著《水经注》的郦道元，是北魏官员，生年不详，卒于527年，他博采两汉魏晋时代至南朝宋的各种文献材料，去古未远，历史价值很高，书中描述的仍是两汉时期的广信县境，尚未受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广信县一分为二的影响。由此可知，南越国的苍梧王城所在之地，赵佗时代就叫封口，堪与汉初吴氏长沙国南地形图在南越国境内单独标出的“封中”两字相提并论，构成有力的互证。

南宋时期的祝穆吃透了《水经注》解释封口的文字之意，他在《方舆胜览》封州一章，即用封口来称“封溪”入西江之地：“源出贺州冯乘县，合封口入大江”。此大江，即西江，明代广东地图，也把西江叫作大江，这个叫法至今封开本地人仍沿用。

今人所叫的贺江，全长433公里（一说352公里），收结于广信县的封口，所以，《水经注》即用封水来统称贺江，从源头至下游插入不同河段的古称及县名，其实保存了秦汉时代封水的历史概貌，封水之源有临水（今富江）和贺水两支，源头区大致属谢沭和冯乘两县，构成了西汉苍梧郡的东北端；临水和贺水汇合之地有临贺县（县治在今贺街镇）之设；此后则合称临水，流经封阳县东部（县治在今贺州八步区铺门镇，毗邻今封开西北部），又改叫封溪水。东汉学者应劭注汉书地理志时解释了封阳得名的缘由：“在封水之阳”，意谓封阳之地在封水的北面。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初吴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在南越国地域仅标“封中”两字，非常引人瞩目；陈乃良先生最早指出，因贺江古称封水，“封中”之名，是指如今贺江流域一带地方。他的《封中史话》一书，即以这个发明为突破口，分析汉武帝在封水流域密集设县的原因，断定广信县治必设在当今封开县县城江口镇，着重论述了潇贺古道的存在使广信县成为岭南重要的古文化摇篮的观点，给人很大启发，对推动近年广信文化的讨论热潮起了积极作用。

若参照东汉学者应劭对封阳取名的解释，“封中”这个概念，实际起源于苍梧王城所在的封口及其封水一带地方。郦道元著书之前早已发生、但未写入《水经注》的政区变动是，元嘉三年(426)南朝宋又在封阳县之南、广信县之北，划出一块地方设置开建县，其县名之取，乃因县治所在之地（今封开县南丰镇）的古人称贺江为开江；可见，开江亦是贺江中游一段的古老说法，但直到开建单独设县，才有机会表达出来。这就更说明古人原先是特别把流经苍梧王城和广信县的这一段贺江，叫作封水。

另外，临水尚有富水的古称，未见于水经注；西汉苍梧郡在谢沐县与临贺县之间设有富川县，其名即因本地人叫临水为富水，唐朝天宝年间富川县还曾一度改称富水县。所以，今贺江在秦汉之际，上下游实际分别有富、临、贺、开、封五个古称，但因封口的重要地位，南越国官方把这条河流统称为封（溪）水，以致汉初吴氏长沙国亦把封水流域称作“封中”。

西汉吴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描绘精细的主区即为潇水流域的营浦（唐为道县）等县，实际也是汉廷在吴氏长沙国废除后所设零陵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人了解下濑将军如何抵苍梧很有帮助。图上的深水（即潇水）占主要位置，源头的线划很细，然后逐步变粗，到潇水重镇的营浦县以下则画得最粗，显示此水极深广，颇利于船运。《水经注》引古语说：潇者，水清深也。潇水与封水虽不直接相通，流向也是南辕北辙，但两水诸源相近，其分水岭正处于萌渚岭和都庞岭之间的低矮山地缺口，高程多在二百米以下，易于步行，先秦时代这片平缓谷地已形成了进出岭南的诸多古道，秦时更扩建陆路新道，把两水从干流处联结起来。下濑将军的队伍正是利用秦时新道（今人称此为岭口古道）从潇水干流处的营浦县转到封水主源的临水，再顺流而下，扑向苍梧王城所在的封口。

从西汉吴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及一起出土的驻军图来看，如今湖南江华县的码市镇及县城沱江镇，已在潇水上源构成西汉两大边境要塞，可料当时南越国苍梧国的东北境也伸入了封水上源地带，双方攻守的重点区域应是联结潇封两水的官道。随后，西汉苍梧郡东北端有谢沐、冯乘两县之设，很明显是便于管理和控制联结潇封两水的官道；其中，著名[]的谢沐关，即控制通向临水之要道，其遗址位于如今广西富川县朝东镇和湖南江永县桃川镇交界的大鹏岭上；而冯乘县则控制由营浦转到封水次源贺水的桂岭古道。在此出现与赵佗相关的贺水越王渡传说，并非偶然。

这条由潇水和封水组成的通道，不仅是兵家关注之要道，还是汉初很出名的商贸民用通道，因潇水诸源亦有出自九疑山，所以，西汉文献描绘岭南风俗，都把九疑山作地标，认为过了九疑山再往南面走，即可进入岭南地区。

例如，《淮南子原道训》对岭南人善于操舟的习俗有这样的描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史记货殖列传》亦有以九疑山为地标的句子：“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司马迁这段记载尤堪玩味，所写正是南越国时代的实况，简约地勾勒了一条汉初岭南的商贸交通线，句中的苍梧，即是以封水为主轴线的苍梧国，在苍梧王城所在的封口再沿西江上行至北流江和南流江，然后可入南海之滨，渡海到海南岛的儋耳；这个儋耳此时尚是古称，亦即《山海经·海内南经》提到的离耳国，后来才成西汉岭南一郡，郡治在今儋州市。

由此看来，南越国时期作为苍梧王城的封口，已初显航运枢纽的作用，构成苍梧王富甲一方的重要财源。为交换铁器等来自中原的货物，南越国经封水到潇水的线路而运出岭外的诸多珍品，亦会如番禺都城所见，包括珠玑、犀牛角、玳瑁和龙脑香等。《货值列传》所说的果布，即龙脑香的音译（果布婆律KaparBarus）缩写；龙脑香产自南洋，在《梁书诸夷传》里被称为婆律香。

《货值列传》记载了一批大商人发家致富的事迹，时间都在春秋末年至西汉初期；汉武帝为弥补连年对匈奴用兵造成的国库空虚，在平南越国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已大力推行盐铁官营和算缗告缗等政策，大商人遭受重创，汉初以来的商业繁荣及商业都会，也深受冲击，风光不再。所以，《货值列传》里的番禺，分明是南越国的都城，方有可能跻身全国九大都会之列。汉军攻城的战火毁掉南越国番禺旧都后，在今番禺市桥一带另置的西汉番禺城，仅为南海郡及番禺县的治所，其政治和经济地位，大不如前。南越国番禺旧都由此沉寂三百余年，到三国时期东吴名将步骘入主岭南、迎来复兴转机之际，已沦为凶狠的马来鳄等众多野生动物聚集栖息之地，让步骘大开眼界：“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语见水经注卷三十七。

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设立督察岭南七郡的刺史部，治所初选在交趾郡郡治（今越南北部），所以称作交趾刺史部，当年刺史部的治所即移回苍梧郡郡治所在的广信县治，而刺史部名称不改。这就使封口取代番禺，成为名副其实的岭南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东汉末年交趾刺史部改称为交州时，州治仍在封口。

由此一来，两汉时期岭南文化就率先在封水流域孕育和发展起来，出现了陈钦、陈元这样举国知名的大学者，尤精于《左传》之学，以致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赵岐的《三辅决录》对陈钦父子有“传左氏远在苍梧”之赞；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四即引此语，介绍陈钦是封州的历史人物。晚唐之际，封州少年莫宣卿，首次赴京师赋省试诗，就以“长川含媚色、波底孕灵珠”等佳句一举夺冠，成为岭南首个状元。所以，明代中叶粤地学人初撰广东通志，高度赞扬陈钦、陈元、莫宣卿是开创岭南学术风气的汉唐先驱，既促进了广东士子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广府文化的自豪感亦随之逐步增强。甲第开南粤、箕裘启后昆，这一副莫宣卿后人缅怀先祖的对联，颇适合借来显示封水流域对广府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策源地作用。

封口与封水之名，历史久远，影响很大，赵佗时代已见使用，催生了封中和封阳的古称；东晋末年到隋唐之际，从封字而取的县名、州名及郡名犹相继迭起：420年分广信东境的部分地方置封兴县、590年改成州为封州、598年改梁信县为封川县、742年又称临封郡。据《元和郡县志》“临贺水、一名封溪水”的说法可知，封口古称至中唐时代仍未改。

封口改叫为贺江口或江口，始于封水的古称在唐末渐改为贺水或贺江。贺水原本仅是封水两大上源之一，其水量实不如临水。贺水之名扩大化，大致分两步完成：一是先在中游取代了临贺水的叫法，临贺郡于唐武德四年(621)又加贺州之称，全称是州郡并举的贺州临贺郡，渐使临贺水被简称为贺水；二是唐末的封口有贺水镇遏使之设，不仅说明封州当局此时已随中游叫法而把封水改称为贺水，还直接推动了南汉的崛起。

刘谦因击黄巢有功，于中和二年（882）出任封州刺史，还兼任贺水镇遏使。凭借这个巡防贺水的军事机构，刘谦的实权显然大于一般的州刺史，势力范围远非封州之境所限，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第五》称之为“以御梧、桂以西”。刘谦由此而掌握了一支私家军事武装，拥兵万人、战舰百余艘。乾宁元年（894），刘谦临终时告诫其子“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精甲犀械，尔勉建功，时哉不可失也。”这番话颇似任嚣死前对赵佗的嘱托。长子刘隐承继了刘谦的两大职位，凭借封州军东征西讨，权势加速膨胀，于唐末的天佑二年（905）成为岭南节度使，到后梁乾化元年（911）去世前更被进封为南海王。刘䶮（原名刘陟、又叫刘岩）重演了赵佗割据岭南的故事，于后梁贞明三年（917）称帝建立南汉，实际主要靠其父刘谦和其兄刘隐唐末在封州经营十多年创下的基业。刘谦死后葬在封口，其墓地所在的地方，俗称刘王岗，周边有大林山、上凌头等山岗；从明清各版封川县志地图画出的刘王岗来看，此地能俯瞰贺水入西江之处。刘谦之墓如此择地，说明刘氏家族颇看重封口，视之为“龙兴之地”。根据明末封川知县方尚祖《过刘王岗》的七律诗句描写，刘谦墓在天启年间虽已一片荒芜，但隆起的堆土犹存，石马铜驼像尚见。

唐乾宁三年(896)刘隐的次女刘华出生于封州，卒于后唐长兴元年（930），葬在福州市北郊，其夫君王延钧后来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的第三代君主。刘华的墓志铭称她为“封州贺水人”，其含义难以理解，实际应是“贺水口人”的漏写。由此可判断，刘华生于封州贺水口。贺水口这个叫法，未见于其他文献，正是过渡期的反映，既上接封口的古称，又下开贺江口、江口的新叫法。所以，宋朝的文献和诗歌，犹见封口、贺江口和江口三名并行。

靖康元年（1126）到封州任知州的方维有《江口归帆》之作，反映出江口当时保持了古广信的遗风，仍是西江航道上的重要商埠，诗中形容贺江平缓清深如镜有“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尾句，很明显受到北宋诗人韩驹《夜泊宁陵》“水色天光共蔚蓝”的启发，却被朱熹整句“窃”去，融入他的《观书有感》哲理诗里，是南宋时期岭南一段鲜为人知的诗坛佳话。

江口与潇水的密切联系，直到明代，仍有诗人提起。津连临贺长含碧，岳过南疑不断青；这是明代广东著名学者欧大任《贺江口阻雨》的颈联。南疑，即潇水流域的九疑山；诗人船泊江口，自然而然由贺江联想到九疑山，写出了潇贺古道上山相连、水亦有路相接的风貌。欧大任曾作《百越先贤志》一书，其中就利用汉书及后汉书的有关传记材料，编撰成陈钦、陈元父子的合传。

封开县江口镇位于两广的地理中心，从珠江水系图来看，尤为明显。所以，明清时期的两广总督驻所，曾先后设在江口上下游不远的梧州和肇庆市区，实可视为广信封口的历史回响。

五、今梧州之地建城始于南朝梁的天监年间

若把封水比作西汉苍梧郡的主轴，那么漓水可视为郡里的次轴，全郡十个县，有七县分布于两水流域。封水下游向西南流，漓水下游则向东南流，使这两条源头隔得颇远的河流不断靠拢地奔向西江；从封口沿西江上行约22公里，就可到漓水入西江之处，即今梧州市万秀区，亦属西汉广信县的西境；一县包揽两水入西江之口，突显了广信起到全郡的中枢作用。而封口在广信的地位，又明显高于漓水入西江之地，历史证据有四：

一是漓水入西江之处本应有古地名，但未见载入《水经注》等唐以前古籍，颇能透露该地两汉时的地位较逊色。《水经注》有两处文字写到该地，一在卷三十六：“（郁水，今西江）又东径苍梧广信县，漓水注之”；二在卷三十八：“（漓水）又南至广信县，注于郁水”；皆未提及此地的地名。比《水经注》更早的《汉书地理志》写“（离水）东南至广信入郁（水）”，也不见此处有具体的古地名。

二是漓水流域设县数量远比不上封水流域。平南越国后，西汉在全长426公里的漓水流域，仅设三个半县；源头及上游有零陵县和始安县（县治即今桂林市），皆属零陵郡；突入岭南之地的始安县，控制灵渠等大片地方，县之南境大致到今阳朔县一带；漓水中下游才属苍梧郡，设荔浦县，还加半个广信县，远不及封水流域的五个半县。西汉荔浦县包含今平乐县汇聚荔浦河、恭城河及漓水的三江口之地，漓水到此以后向南流的河段，今人称为桂江（大概唐时叫起），其长达262公里，占漓水总长的六成以上。

三是封水沿途的古称变化多端，是人群较稠密、方言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反观漓水在《水经注》里，由上游到下游的西江出口，均叫漓水，毫无变化，缺少地方化的古称，说明两汉魏晋直到六朝时期漓水流域的中下游地带人烟尚甚稀。

四是漓水得灵渠之助，名气很大，但今平乐以下的漫长河段，险滩密布，水势湍急，很不利于古代民间商贸航运，其实际功能在秦汉时代更多限于中原王朝对岭南的用兵方面。民间用户少，大概也是漓水沿途古称不多的原因。

因此，透过《水经注》可窥见历史真相，漓水在广信县和苍梧郡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长期均比封水逊色，漓水入西江处虽属广信县的一部分，固然是战略要冲之地，但在两汉魏晋直到南朝宋齐时代尚未建城，自然不会有所谓的两汉广信县治故城，更不可能会有南越国时代的苍梧王城。唐以前史籍缺乏该地古地名的记载，原因在此。

今梧州之地历史上初次建城，当在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这时广信县由一县分为两县，广信县东部地区改称梁信县，封口仍作县治，县名带梁的国号，正说明封口有广信旧城，经济文化较发达，在执政者眼中显得较为重要；广信县西部地区，仍叫广信县，也就是说这块地方成为缩小版的广信县后，才开始为县治建新城。

南朝梁普通四年（523）起，当时仅有广州和交州的岭南地区陆续增设到28个州，原先作为行政大区的州开始普及化，州域大减；按《梁书本纪第三武帝下》，成州是第一批分广州而设置的四个州之一。漓水入西江之地此际并未被南朝梁当局选作州治，最能显出其历史底蕴：该地两汉时期从未做过县治、郡治和州治；而附近则有成州，漓水中游才设静州，州治在今昭平，其置晚于成州。所以，州治置于封口的成州，不仅管辖分县后保留的小广信县，其余四个辖县分别还有梁信、猛陵、遂城、宁新。这就清楚表明，即使在州郡变动极频繁的南朝梁至隋末时期，曾是两汉苍梧郡和广信县核心区域的封口仍有巨大影响力，封口和漓水入西江之地虽已不在同一县了，但若在同一州或郡，州治或郡治也定在封口。所以，隋书地理志讲到由封川县和苍梧县等四县组成的小苍梧郡时，还列封川县于榜首，即郡治仍在封水流域；这个苍梧县即是南朝梁天监年间分出的小广信县，于隋开皇三年（583）改称而来。

成州之名，很可能是取自《史记五帝本纪》颂扬舜帝年轻时就很得民心、极具领袖才能的句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与县名取国号梁一样，反映出南朝梁当局对此地的重视。当时西江沿线的州里，成州颇具实力，记南朝梁陈时代的史书里屡见成州刺史出现。太清三年（549）刚到封口任成州刺史不久的王怀明，曾出兵助西江都护、高要太守陈霸先攻入南海，击败投附侯景的广州刺史元景仲，使陈霸先得以主导岭南的人事格局，迎梁宗室曲江侯萧勃为广州刺史。王怀明凭此战功，在陈霸先出岭南讨伐在京师叛乱的侯景、谋划自己的皇业之前，被提为东衡州（今韶关至英德一带）刺史。陈霸先死后继位的陈文帝，亦将成州当作福地，封其内廷宠臣韩子高为成州刺史，韩子高实际并未到封口任职。陈文帝时代还有一位叫甘他的成州刺史，授“假节、宣猛将军”的称号，曾领兵赴福建，参与剿灭割据势力陈宝应的战事，见《陈书列传》卷二十九。陈文帝的第六子陈伯恭在陈亡入隋后，也任过任成州刺史。　

唐武德四年（621）漓水入西江之地才首次设州，是为梧州，不仅晚于封口的成州近一百年，也比封州（州治即今封川古城）迟了三十一年，但总算升格为州，与封州同级，终结了漓水入西江之地在行政上长期从属于封口或封水流域的局面。入唐后的小苍梧郡随着封川县的退出，进一步收缩至漓水下游地带，苍梧县之名更单用于梧州。面对这些新变迁，不熟悉两汉到六朝时期岭南历史地理的唐代北方学者渐有误把漓水流域当作两汉苍梧郡和广信县的重心之势，甚至还将本属于广信县封水流域的著名风物，也搬到梧州。例如，南朝梁陈时代学者顾野王（519-581）的《舆地志》说：“广信县寿乡有孤岩，岩有斑石，石皆五色。”此则记载转引的材料很古老，用的是分县前的县名，顾野王撰书时斑石所在处已改为梁信县寿乡了，后为封川县归仁乡，现是封开县杏花镇，大斑石至今犹是到封开的游客必看的地质奇观。但盛唐名臣徐坚（660年-729年）引用顾野王此则记载时，却将这块独特的大斑石归于梧州，见《初学记》里岭南道事对“苍梧、斑石”条，这本类书式教材是徐坚专为唐玄宗诸子初学吟诗作对而编纂的。

无独有偶，将两汉广信县治由封口而误作梧州之说，亦在盛唐初期出现，同样带宫廷的权威光环。上元二年（675），武则天次子李贤（655-684）继位太子，召集张大安等文官共注范晔的《后汉书》，书成后呈奏给唐高宗，成为官府解释，史称“章怀太子注”。在《后汉书陈元传》开首之句“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的后面，“章怀注”写道：“广信故城在今梧州苍梧县”。这是“章怀注”的诸多错乱之一，却开先例，惹得随后的《元和郡县志》和《通典》等唐宋地理志盲目跟风，多谓两汉广信县治在梧州。南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卷十五介绍封川历史名人有陈钦，但又说陈元是梧州名人，居然把陈氏父子分作两处，自知难以协调而不顾，明显受到“章怀注”的误导。所以，该书虽谓封川县是两汉苍梧郡治和东汉交州刺史治，但同卷又说梧州亦为两汉苍梧郡治和东汉交州刺史治，令读者无所适从。

“章怀注”对陈元传的误注，并无唐以前的文献材料支持，更被陈氏父子墓直接证伪。正因封口是两汉广信县治、当时岭南人文鼎盛之处，陈钦、陈元父子殁后才会从京师归葬故乡，其墓选在封口的野矮岗南麓，明代时墓地的“石人石兽尚存”，语出明末封川县志；此汉墓本地俗称“将军博士墓”和“石马坟”，清代道光八年封川县陈元后人还合力重修了墓园，“更雄其体势、壮厥观瞻”，语见戴村陈氏族谱；墓的具体位置今在江口职业中学内，墓碑则藏于封开县博物馆。陈元的后人其实一直在封水流域开枝散叶，分布颇广，据说皆有族谱；例如，世居封开县渔涝镇戴村的陈姓人家，即是陈元后人里的一支，其族谱说，入粤的先祖是西汉时从中原沛郡迁来广信，可补充《后汉书陈元传》未介绍的情况。

明代天启四年（1624），封川县的陈元后人中出了个很有治才的贡生，名叫陈道蕴（1574-1651），字宣猷，号湖山；他踏上仕途后，曾任浙江金华府儒学训导、陕西西安府高陵县知县和河南府陕州知州，政绩不错，曾获朝廷表彰，于崇祯末年退休，返回故里，入清后拒绝当局邀请，不再为官，在乡间好乐善施，颇受乡人好评。陈道蕴死后所葬之处，即今封开县江川镇庇子山。据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封川县志续篇，清初还有闽人林克登，前往庇子山凭吊陈墓，写下《游故陕州牧陈湖山墓二首》，其二的颔联即赞陈道蕴出自两汉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传组绶流风远，世衍诗书席庆绵。

即使从唐代地理志看，封州的面积和县数虽皆少于梧州，但人口数量并不比梧州逊色，两汉时期封水流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漓水流域的痕迹犹存，亦可证封口为两汉广信县治。根据成书于801年的《通典》的统计，封州临封郡有戶3910，口8920；梧州苍梧郡有戶1100，口6270。成书于813年的《元和郡县志》则谓，开元年间（713年-741）封州有户5652，梧州有户1290；元和年间（806-820)封州有户811，梧州有户1871。旧唐书地理志说，天宝年间（742-756）封州有户3900，口11827；梧州有户5000，缺口数。

若把旧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里两州户数最高点进行比较，封州开元时的5652户，远超过梧州天宝时5000户，颇可印证杜甫诗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所说不虚，岭南小邑封川县的户数也接近六千户，中原地区小县的户数过万，自不在话下。

而按《元和郡县志》的数据，梧州面积远大于封州。梧州州境：东西110公里、南北380里；封州州境：东西128里、南北289里。封州设封川和开建两县，共七乡，其中封川有乡五个，开建有乡两个。梧州则设苍梧、戎城、孟陵三县，共九乡；其中苍梧县有乡两个，仅等同于面积比它小得多的开建县，到北宋初苍梧县的乡数才由两个增加到六个，原因是猛陵县的并入，见《太平寰宇记》的介绍。

《通典》卷三所引的大唐令说：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据此可知，唐代按户数而设乡，户数（即人口）越多，乡数也越多。唐时封州封川县和梧州苍梧县合起来，即是两汉广信县。封川县有乡五个，远多于苍梧县的两个乡，明确显示唐代封川县的人口会大大超过苍梧县，这也有力证明两汉广信县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重心皆在县域东部的封水流域。

韩雍这位进士出身、饱读古书的明代封疆大吏，并未采信唐宋地理志关于梧州历史的误传。他于成化五年（1469）到梧州做第一任两广总督，曾写《建总府记》，文中仅赞总督府开基处的自然形胜甚佳，对其历史则有“闷晦千万年而一旦显于今日”之评，显然认为梧州的往昔不足观，如今才开始改变。所以，清朝同治年间出版的《苍梧县志》谓苍梧王城和广信故城建于梧州，并非依托本地可靠的历史传承，而是全部抄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零八这两段话：

1、汉初，（梧州）属南越，赵佗封其族赵光为苍梧王，即此。

2、广信城在今府治东，汉置。府旧城，在大云山麓，东北跨山，西南两面皆临江。

顾祖禹（1631-1692）于康熙年间编著成《读史方舆纪要》。而《苍梧县志》编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已是顾祖禹身后近二百年时间。

顾祖禹书中叙梧州沿革时虽知道“梁属成州”，却未深究两汉广信县治、苍梧郡郡治、交州刺史治若一直设于漓水入西江之地，为何南朝梁不沿用原有的城池在此处置州治？为何史实正相反，分县后的小广信县却受州治在封口的成州管辖？可见他的看法，不过是盲从了唐代地理志以来的误传，并未触及历史的真相。如果顾祖禹所说的地方真有古城遗迹的话，那顶多是张冠李戴，误把南朝梁分县后才建的小广信县治，当作两汉广信故城了。《读史方舆纪要》问世以来，颇受好评，但此书在史实和地理位置方面存在不少错误，不必盲目迷信。

这类谬误从根子上看，都是不了解苍梧之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留用于梧州之地的实际原因，见空名而穿凿附会；其中最离谱的说法莫过于把潇水流域的舜陵也弄到桂江边，例如清代的苍梧县志和广西通志皆谓舜陵在梧州大云山下的锦鸡岩，与司马迁所认定的舜陵相去甚远。

六、步骘入封口杀吴巨交州归东吴

东汉末年群雄激烈争夺岭南的历史大剧曾在封口上演。建安十五年（210）步骘被孙权任命为交州刺史，于次年进入岭南，在封口诱杀了苍梧郡太守吴巨及其部将区景，为东吴占据交州清除了最大障碍。步骘随即又合兵两万，从封口坐船顺西江而下，在苍梧郡东端的高要峡（今称羚羊峡）打垮了吴巨部属衡毅、钱博的拦截，直取南海郡；六年后步骘更把交州州治从封口迁到番禺佗城旧址，改变了自汉武帝平南越国以来岭南政治中心在封口的格局。

这件三国鼎足初成之际发生在封口的岭南历史重大事件，西晋史家陈寿的《三国志步骘传》仅简略提及，远不如王范《交广二州春秋》对此事描述之细致；王范身为南海郡人，又曾任广州大中正之职，比大致同时代的蜀人陈寿更熟悉岭南的掌故；王书虽早已散轶，他这段生动的历史描述却由《水经注》卷三十七介绍郁水（西江）流经广信县后，引用如下：

“建安十六年（211），（步骘）将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苍梧太守长沙吴巨，拥众五千，骘有疑于巨，先使谕巨，巨迎之于零陵，遂得进州。巨既纳骘而后有悔，骘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区景，勇略与巨同，士为用，骘恶之，阴使人请巨，巨往告景，勿诣骘。骘请不已，景又往，乃于厅事前中庭俱斩，以首徇众，即此也。”

由此可见，步骘的入粤路线，实际完全同于西汉下濑将军的“出零陵、抵苍梧”的进军路线。句中的零陵，是指东汉初年已成为零陵郡治的今永州零陵区；步骘在这个潇湘两水汇合之地受到吴巨的迎接，即沿潇水南行转封水，抵达交州州治、苍梧郡治兼广信县治所在的封口。

而《水经注》卷三十八讲到沩水（即今大溶江）南径越城（今兴安县）西时，又谓：“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赖恭，自广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骘，即是地也”。这个说法，未见郦道元提供出处，既在同一部书内就前后矛盾，也明显不符《三国志士燮传》对这段史实的记载。

《水经注》这个时间、地点和人物皆有误的说法，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零六更被改为：“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赖恭自广信今梧州府合兵出零陵，憩于越城岭，却步骘，即此岭也”；可谓错上加错，毫无历史依据。

建安十年（205），交州牧张津被部将区景杀害，苍梧郡太守史璜不久亦死，早对交州虎视眈眈的荆州牧刘表闻讯，即越权同时委派自己的部属赖恭为交州刺史、吴巨为苍梧郡太守。他们几乎是同时抵达封口的，但两人合不来，行事鲁莽的吴巨就用武力把赖恭赶跑，独揽大权。所以，步骘入封口之时，赖恭实际早已非交州刺史了，不管是带广信兵接步骘或却步骘，都无可能。另外，步骘在零陵郡治已转入潇水南行，亦不必再沿湘水西行到小零陵城（即当时的零陵县县城）。

长沙人吴巨虽是刘表的部属，却与刘备有交情。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暂时托庇于刘表、驻屯新野的刘备，已得诸葛亮献《隆中对》的良策，踌躇满志，无奈刘表突然病故，其子刘琮继位后即领荆州向南下的曹操投降，刘备南逃中无处栖身之际，一度曾想入封口靠吴巨来经营岭南。受孙权的谋士鲁肃等人之劝，刘备首次和孙权结盟，双方组成联军，大败曹操于赤壁。战后刘备借得荆州南部的四郡，其中便有零陵郡及桂阳郡，分别与苍梧郡及南海郡相连，颇有利向岭南拓展；刘表在荆州的部属此时纷纷归附刘备，如被吴巨赶出封口的赖恭投奔刘备后，即被封为镇远将军，入蜀汉还任过太常之职。史称一介武夫的吴巨，见到这种形势，自然也有率苍梧郡加盟刘备、与东吴脱钩的想法。步骘随吴巨到封口后，互相猜忌防范，终致大开杀戒，原因在此。

吴巨之死，并未降低刘备对交州的兴趣。甚至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被东吴将领杀死，蜀汉在荆州的势力荡然无存，仍未能了断刘备拓展岭南的念想；章武元年（221）刘备在益州称帝，即任命李恢为庲降都督，并让李恢持节兼领交州剌史，住平夷县（县治即今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犹望效法西汉驰义侯率领的第五路平南越汉军下牂柯江（今西江上游的贵州北盘江）而入岭南的故事。

为防备刘备踏足岭南，孙权才迅速派步骘出手，确保交州纳入东吴的版图。步骘被提为交州刺史前，正任东吴的鄱阳郡太守。他如果就近直接南下，从东吴早已占据的豫章郡南境经大庾岭入粤，像西汉楼船将军杨仆那样，本来更方便他的行程。但步骘却选沿长江入湘江、经潇水转封水的线路，说明当时从粤北大庾岭入境、由北江转西江到封口的线路变得相当难走。

工于谋略的曹操，岭南的布局其实远早于群雄。建安元年（196），时任兖州牧的曹操接纳了被袁绍视为累赘的汉献帝，不久定都许昌。曹操由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即在建安二年（197）办了两件涉及岭南的大事，一是批准交趾郡太守土燮把交趾刺史部改称为交州的建议，二是同意首位交州牧由张津担任。唐初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卷六所引的史料对此介绍较详：

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交趾部）刺史，交趾（郡）太守土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州）独为交趾刺史（部），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为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伐，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

统管岭南的交趾刺史部，直到东汉末年，仍未能随全国十二州而改称为州，州长官不能称牧，明显是一种地区歧视，故土燮上书表达不满。曹操随即落实了早该给交州落实的“政策”，马上赢得张津和土燮的好感。按西晋学者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所记，建安八年张津曾向曹操献交州特产益智子粽，说明两人关系不错。

曹操经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等役连败劲敌袁绍后，就利用张津来削弱刘表的势力，曾设一计：“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这即是要切割刘表的荆州三大郡：把长沙郡分给时任豫章郡太守的孙权堂兄孙贲，把零陵郡和桂阳郡分给交州牧张津。孙贲未见动手，张津却对曹操言听计从，连年北伐，与刘表打仗，但自己的兵力又比刘表弱，以致部下厌战，于建安十年遇害身亡。

张津死后，曹操又挑动“雄长一州”的士燮破坏刘表染指交州的图谋，以汉献帝的名义给士燮赐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

在这份见于士燮传的官方文告里，曹操直斥刘表为逆贼，等于判定刘表派赖恭和吴巨入交州之举属于非法行为。曹操让士燮董督岭南七郡，明确授权士燮可把刘表派来的人赶走。曹操不立士燮为交州牧，实职仍为交趾郡太守，大概是怕士燮割据称雄，保留一个牵制士燮的政治手段。

士燮（137-226），字威彦，其七世祖躲避西汉末年王莽乱世时已入岭南，他本人实出自广信，与封口的渊源颇深，其“学问优博”当时公认，但他最擅长的典籍亦为《左传》，明显受到陈钦、陈元父子治学遗风的熏陶。

士燮四十多岁时出任交趾郡太守，至见曹操拉拢之际，年龄已七十左右，成了岭南本土最大实力派，兄弟四人控制着大半个交州。建安初年，交州刺史朱符被杀，张津尚未到任，州郡扰乱，士燮为保各郡平安，把他的三个弟弟皆上报提拔为郡太守，并获批准。其中，大弟士壹任合浦郡太守，二弟士䵋（yǐ）任九真郡太守，三弟士武任南海郡太守。而他老家所在的苍梧郡，士燮并无插手，对交州牧一职，也不主动去争，皆显出他“达于从政”：办事干练、考虑周详。著名学者袁徽当时在岭南避难，曾写信给曹操的尚书令荀彧，高度评价了士燮的政绩：“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

可见，士燮掌实权虽久，仍很像个学者，政治野心不大，他更在乎的是交州免于战乱。所以，士燮收到曹操发来的文告后，既未出兵攻打刘表派来的赖恭和吴巨，又按礼仪遣使赴曹操所在的许都进贡。这个姿态，曹操只好接受，还发文给士燮再加上“安远将军、龙度亭侯”的虚衔。

士燮最终选择与东吴合作，主要是出于现实力量的考量，有利岭南保持平和格局。受累于赤壁之败，曹操对岭南的影响力大减；刘备刚借得荆州南部几郡，根基不稳；而东吴与交州接境，实力又强于刘备。正是士燮及其家族的合作态度，步骘杀吴巨后才得以顺利入主交州。

步骘经营交州长达九年，他初到南海郡时虽已十分欣赏赵佗的番禺旧都选在负山带海之处，但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封口为交州治所，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才把交州州治从广信封口迁至番禺佗城。这个州治的搬迁时间，最早见于水经注卷三十七泿水条，明清各版广东通志皆沿用。步骘与士燮的合作，成效显著，交州为缺乏人力资源的东吴提供了大量的兵员。延康元年（220）步骘赴长沙任新职时，就带走了“交州义士万人”，远多于他入交州时所领的人数。

到交州接替步骘的东吴悍将吕岱，在黄武五年（226）士燮死后，借机诛杀士燮家族，极为心狠手辣。但吕岱于黄武五年首次分置交、广两州之举，对后来岭南的政区名称有深远影响；新置的广州，领苍梧和南海等四郡；州名里的广字，即因广州治所是从广信封口迁来而取。这就开了先例，后世的广东及广西之名，亦从广信而来；广信之东为广东，广信之西为广西。

七、陶侃在封口用发石车退敌

“（杜）弘遣使伪降，（陶）侃知其诈，先于封口起发石车”。这几句话，见于《晋书陶侃传》，说的是一场关乎谁当广州刺史的重大战事，地点即如今封开县县城江口镇，时为西晋末期的建兴三年（315）深秋，很接近两汉时代，亦可证明苍梧王城、西汉苍梧郡治和广信县治所在之地，自秦汉以来就叫封口。

根据晋书陶侃、王机等人的传记材料，陶侃（259-334）领兵讨平杜弢为首、在荆湘地带长达几年之久的流民之乱，名声大振，本有奇功，却惹来镇东大将军王敦的猜忌，不仅失去了荆州刺史之职，还被打发到岭南任广州刺史。

而此时朝纲松弛，岭南政局非常混乱，朝廷任命的广州刺史郭讷，不获当地政坛实力派接纳，王机趁机利用他的父亲王毅当过广州刺史、老部下众多的关系，窃取了广州刺史的职位。随后王机害怕王敦讨伐，又向王敦请求，容他任交州刺史。王敦虽同意，王机却被交州实权派梁硕拒绝入境，无法就任。王机受困于郁林郡之际，收到杜弘派人送来的几千两黄金，表示投靠之意；杜弘曾是杜弢的部将，被陶侃的队伍打散后，带残部窜入岭南，占据了临贺。王机于是就要杜弘假冒投降，去攻广州，欲借其力，赶走陶侃，再图广州刺史之职。

陶侃率众入粤至始兴（今韶关）时，其部属已获悉王机和杜弘的图谋，有人以此劝陶侃莫轻进，暂留观察；陶侃未加理会，到任后即直赴封口布防，预先让士兵沿着封水两岸架设发石车（又叫霹雳车），待杜弘从临贺乘船而下的人马进入伏击圈时，发射石弹予以重创，防止他们出西江。杜弘果然领兵进犯封口，见陶侃有备，即掉头逃离。陶侃趁势率部追击，打败了杜弘的队伍。参与谋反的要员作鸟兽散，仅杜弘逃脱，广州部将温邵在始兴落网，交州秀才刘沈逃至郁林郡的小桂（其地在今广西来宾市武宣县境内）时遭擒杀，主谋王机更被砍头，传首京都洛阳。

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者杨守敬（1839-1915）最先指出，陶侃传里的封口就是水经注说到的封溪水口，见他的名著《水经注疏》卷三十六。这个注解很重要，因为晋书以后的许多史家已不了解封口在岭南何处，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介绍陶侃在岭南的活动事迹时，完全删去了封口一役，致使读者完全不知陶侃大败王机和杜弘之战是先从封口打响。

身为陶侃曾孙的著名诗人陶渊明，曾赋长篇四言诗《命子》，其中追忆先祖战功的诗句写道：“天子畴我、专征南国”，明显有封口之战的影像，因为陶侃收拾王机及杜弘的谋反势力后，广州人心归附，政局安稳，再无战事。为防生活过于清闲，陶侃每日早晨把上百块砖头运到室外，晚又搬回；人问其故，他答道：“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陶侃运甓的典故由此而生，成为激励后人不贪安逸、发奋功业的美谈。

按晋书地理志，当时广州所管的岭南十个郡里，苍梧郡犹是要地，其辖境虽因东吴时分设临贺郡而变小，但郡内设县仍很密，有十二个，比南海郡还多一倍，人口户数则约占广州总户数的六分之一，仅次于南海郡。若杜弘从临贺而下，占据苍梧郡治兼广信县治的封口，对广州局势威胁极大，这是陶侃亲赴封口指挥作战，尽快铲除杜弘势力的重要原因。

“贺州势在上流，南入连、英，东下封、康，不数日便至番禺”。南宋名臣李钢（1083-1140）对贺江和封州在岭南的重要战略地位作过如此分析，见于他上报朝廷的奏折《乞令韩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广东招捕曹成奏状》，堪称陶侃八百多年后的知音。

绍兴二年（1132）四月间，曹成为首的十万流寇，盘踞在道州和贺州一带，成了南宋的心腹大患，岳飞和韩世忠两大名将皆率部参与平乱；结果，岳飞在贺州打败了曹成的主力，韩世忠在郴州和邵州一带歼灭了曹成北逃的余部。此役背后负责出谋划策与统筹协调的，正是时任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的李钢；他的奏折实际指出了曹成势力若从贺江经江口进入西江会极大危害岭南的局势，促使朝廷下决心动用两大名将的精兵迅速荡平曹成之乱。

李纲对封州一带战略地位的认知，不独从地图获得，还有实地观察的经验；建炎四年（1130）5月李钢结束在万安军（今海南）的流放后，经西江返回福建邵武故园途中，曾造访封州城，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封州刺史李迈（字致远），并写下七律《封川赠李致远郎中》。

八、明末封川县志记两汉广信县治在江口

与史记关于下濑将军抵苍梧的记载相吻合，成书于明代天启二年（１６２２）的《封川县志》，留下了两汉广信县治在江口的多处记载。

其一是县志的城邑总论有句曰：“江口，古广信治地”。

其二是县志刊载的江口龙头庙重建碑文说：“邑（此指今封川古城）之西十里许有大村圩，曰江口，相传旧县治云。”这篇碑文由负责编撰县志的方尚祖知县所写，文中所说的旧县治，是指江口曾为两汉广信县县治。

其三见于县志古迹条，介绍最详细：“汉广信县，在县北十里，即今贺江口上，城池遗址尚存；人呼其地曰古城地，塘曰古城塘，桥曰古城桥，埇曰古城埇。”

这条记载前面的两个“县”字，均是县治或县城之意；贺江口，即江口，这两个词在县志里是混用的同义词。话说得很清楚：两汉广信县治，就是位于当时县城（即今封川古城）北面十里的江口古城池遗址，随后还列出了江口本地人还在使用的四个地名作为证据，以示所言不虚。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个明清时代尚存的江口古城遗址，其实在南朝梁把广信县一分为二后，还充当过梁信县治、梁信郡治和成州州治，隋把梁信县改为封川县的时候，才将县治迁到江口东南5公里的西江边之地，即今封川古城。《大清一统志》卷三百四十六和道光版封川县志，均谓成州废城在江口，这个说法更全面实际。明清时期各版封川县志的全县地图上，均在由西江和贺江相汇而形成的江口半岛上用方框与文字标出了古城，非常醒目。

由于江口建城的历史非常悠久，本地人语言中保留了不少与城相关的古地名，例如“城头坪”这个古地名就未见于明末封川县志。此地即今江口镇中心小学所在之处，约１.２万平方米，三面陡峭，唯南边有台阶与低处的道路相接，是封开县城江口镇旧城区中最高的一块平地。1962年春季，江口自来水工程动工，在江口镇中心小学背后之地建设供水用的贮水池时，发现了古城墙遗迹；此事在1998年出版的封开县志有确切的记录。古城遗迹在此地露头，证明城头坪这个地名确含历史真相：此地曾是江口古城的高处。

而明末封川县志提到的古城埇，指的是如今江口中学所在的山沟，当代仍在使用，例如封开县志叙述学校发展情况时就说：“1979年江口中学迁至古城埇。”这个古地名，很显然是因城头坪的古城遗址而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五、六层高的楼房在江口普及以前，站在城头坪北端向正前方望去，古城埇恍如在眼前，一览无余。

以两汉广信县治在江口为依据，方尚祖就顺理成章地认定江口同时也是两汉苍梧郡治、交趾刺史部驻地和交州州治；他在县志《官师志》写道：“县而纪刺史者何？盖纪县之旧也。汉平南越，置郡县，封（川）故为广信，复立交州部刺史监之”。所以，这本明末封川县志的大事记里，写入了不少两汉和三国时期岭南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交趾刺史部初期到任的一批刺史，政绩不佳，尸位素餐，县志称他们“多以海隅荒远，行部罕遍。”西汉征和中（约公元前90年）到任的交趾部刺史罗宏，关心民众疾苦，大力整顿各郡吏治，岭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县志记其功绩而写道：“太守贪墨者多解黄绶，肉请罪。”县志还专为东吴名将步骘写传记，有“骘行部广信”之语，认定建安十六年（211）他斩杀苍梧郡太守吴巨之举是在江口完成的；步骘由此得以把岭南纳入东吴的势力范围，被孙权封为广信侯。士燮本是广信人，又对三国时期的岭南格局有重大影响，明末封川县志也全文转载了陈寿《三国志士燮传》。

方尚祖对江口的历史，基本上属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对处于战略要冲之地的江口颇为欣赏：“彼一山特来两水夹抱，印石、灵洲，横锁江门，形胜固佳”；但当有人建议把县城迁回江口时，方尚祖坚决否定。他认为江口的短处相当严重：“半属湫洼，西潦一泛阳候，是宅还逊”；意谓江口多低洼之地，西江一旦洪水泛滥，很不利于在此营建县城。他负责编撰的县志弃用《元和郡县志》等著名地理书的误传，实际完全凭借本地人世代相传的历史，才明确记下江口曾为两汉广信县治。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地地方志历史传承的支持，宋人所撰、载入史册的就有三本：其中，《封川旧图经》见于《舆地纪胜》。《封州图经》见于南宋尤袤(1127～1194)非常著名的私人藏书目录《遂初堂书目》地理类；这个开创性的中国古代书目著录版本里，共收录当时所见图书3000余种，岭南地方志仅《封州图经》上榜，颇证封州地方志的撰写由来已久。虞大中写的《临封志》也是宋代封州很有名气的地方志，不仅见于宋史艺文志，南宋末年祝穆的《方舆胜览》卷三十五介绍封州时还大量直接引用《临封志》的材料。祝穆的骈文结尾谓“眷封川之小郡，乃岭峤之名区”，当与《临封志》记江口为两汉广信县治有重大关联，所以，才称封川为名区。

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名叫温如埙的贡生，从封川县城来江口游历，泛舟江口嘴，察看山川形胜，然后写道：“合诸传闻，征之记载，谓江口者，旧县治云。”这段见于清初封川县志续编的话表明，县治设于江口的广信县，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仍给本地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完）